如何看待南明的史可法这个人？
谢谢邀请。说起史可法，通常能想到的就是死守扬州以身殉国。但是除此之外，他在明朝即将颠覆的时刻并没有做出什么对于国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个文人，他坚守了自己的气节，而作为一个手握重权的朝臣，他在很多关键时刻的抉择甚至加速了南明的灭亡。
崇祯皇帝自杀后太子也不知所踪，古代讲究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在陪都南京的群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上拥立一位新的皇帝以稳定局势。按照封建的伦理和当时的局势，很多大臣拥立离南京最近的福王朱由崧为新帝，但是东林党因为自己的私心（福王的父亲是神宗最宠爱的妃子生下的孩子，神宗曾经想立他为太子遭到了东林党的极力反对）怕福王做了皇帝以后报复，于是他们提议立潞王朱常淓为新帝。
在此关键时刻，作为当时南京最高权力的人，史可法本应尽快确定其中一个人为新帝，结束朝内纷争。结果他却在这个时候莫名奇妙的提出折中的方案，提出立桂王为新帝。要知道桂王的继承顺位是在福王和潞王之下的，于是整个朝内更是一片纷争。这就直接导致了福王倚仗江北四镇的将领，由凤阳总督马士英护送进南京，由于马士英手握兵权，史可法只好迎接福王为弘光帝。
弘光帝登基后，史可法自然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不久就被派到江北督师。由于上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江北四镇有拥立新帝之功，所以根本没有人听史可法的。这时史可法想出一个笼络他们的办法，就是给江北四镇的将领封地，可是试想一下，有了封地那些将领怎么还会出去打仗呢。
江北四镇里也有一个例外，有一个叫高杰的以前是李自成的部下，他率领的部队也是李自成部队中很能打仗的一支。高杰因为拐走了李自成的老婆邢夫人所以投降了明朝，对于这样的人史可法当然应该多加笼络重视，但是他没有。高杰后来被刺身亡，他的妻子邢夫人怕他们无法承受明朝的党派纷争，便提出让儿子认史可法为义父，史可法居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后来甚至还提出让高杰的儿子认一位宦官做义父。试问军队的将士们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导致这支部队直接降清，反过来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
除了上面说的之外，史可法还有很多错误的决定，比如他联掳抗贼的政策，妄想着利用清兵打走李自成。只能说他最后以身殉国的光辉掩盖了他迂腐文人的本质，毕竟当时明朝的很多官员都投降了清朝，包括大名鼎鼎的洪承畴。
每个乱世都需要几个这样的人，中华的道统才能延续，你不用细究他的功过，他做的决定也许在现在人看来是螳臂当车，很不明智，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中华文化早就绝了香火。
史可法是一个忠臣，这一点毫无疑问，也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唯一可争论的就是史可法其实是没有临阵决断之机、高屋建瓴之谋的普通臣子。没有能担负起那个时代赋予他的历史责任和机遇。分析主要也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当时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很有能量，但不论是选择福王还是潞王，史可法一方面碍于封建礼仪中的长幼秩序，一方面又倾向于东林党人所说的“立贤”，表现的犹豫不决，没有很好的平衡武将和东林党人的关系，为后续争斗埋下了伏笔。
第二点，史可法本人虽是文官，但本身并不是东林党人，而且又身居高位，与武将方面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当时河南、山东等地其实并没有多少清军，而且还要十余万抗清的义军。如果这个时候，史可法能够以自己超然的身份，暂时摆平朝堂内斗，合力北伐，那整个南明的局面可能完成不一样了。只是可惜，这个机会丧失了。
第三个，在南明政权内斗激烈的时候，史可法请命督军江北，虽然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但是史可法作为马士英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缓冲器，一旦离开朝堂，便会加剧朝堂斗争。另外一点，史可法督军江北期间，几次机会丧失了收买军心的机会（高杰死后，以流寇为理由拒绝了以高杰儿子为养子的请求）。并且屡次拒绝北伐山东、河南的建议。
真的很可惜，如果史可法能够在关键时刻有所作为，可能整个南明的局面就会不一样，可能最差也是个南北对峙的局面。
